申论必备观察时报热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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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时报热点时评：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

　　7月18日，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东南亚多国知名学者同中国学者一道，就“南海争端解决机制”“南海争端解决途径”以及“南海区域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对话。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对南海局势形成干扰的背景下，这样一场研讨会很有意义，有助于人们辨清究竟以什么途径处理南海问题、朝着什么方向推进中国东盟关系，才是真正有益于地区长治久安的正确选择。

　　纵观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整个过程，一系列事实表明，菲律宾在美国的推动下炒热南海问题，不是为了解决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争议，而是企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其出发点完全是恶意的。尽管仲裁案策划者试图把本案包装为无关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但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外交部却在正式文件中露出了马脚，宣称本案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和海域”。仲裁案的实质清清楚楚，难怪乎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多位东南亚学者纷纷对其表达质疑和批评。

　　中菲南海争议存在已有几十年，关于如何管控争议，中菲一度达成了共识，明确了稳定局势、靠谈判解决争议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这首先是对菲律宾提出的。1995年8月，中菲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争议应由直接有关国家解决”;“双方承诺循序渐进地进行合作，最终谈判解决双方争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声明表述中的“最终”一词明显是为了强调“谈判”是双方已选择的唯一争端解决方式，并排除包括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在内的任何其他方式。2002年，中国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10国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此后，2004年9月中菲联合新闻公报、2011年9月中菲联合声明等双边政治文件，一再确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作承诺。由此可见，菲律宾单方面提起非法仲裁，纯属背信之举，明显违背国际法强调的“约定必须遵守”原则。泰国法政大学法学院教授普拉斯特·阿卡普特拉在此次研讨会上发问：“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有东盟国家都需要首先就争端同中国进行对话磋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菲律宾要提交仲裁申请?为什么不先同中国展开磋商谈判?”类似问题，可以说代表了地区人士基于南海问题历史经纬所作出的客观理性思考。

　　所谓仲裁结果公布后，中国政府发布了题为《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的白皮书。白皮书的标题，即清楚表明中国坚持回到谈判桌前的建设性立场。用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一位新加坡学者的话说，如此选择，其根基正是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决心”。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某些政治力量在放大仲裁案“作用”、制造中国同东盟国家裂缝方面倾注了很大精力，但中国始终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维护中国东盟合作大局的政策立场。“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东盟一向承诺在南海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不介入具体争议。中国是南海最大沿岸国，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是中国利益所在，中国愿同东盟国家一起走合作共赢道路。

　　观察时报热点时评：企业搬家为何调转方向

　　前阵子沸沸扬扬的“华为迁出深圳”一事，如今证明是其将终端产能设在东莞，总部目前仍留深圳。不过，沿着这一热点事件，人们发现近两年不少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已悄悄迁址，而且大多是从一线城市迁往二、三线城市或干脆迁往中西部省份。本世纪初，企业迁址一度集中发生，那时主要从出生地搬到京沪穗深等城市。现在企业迁址调转方向，说明了什么?

　　企业迁址涉及生产基地重建、人员安置和录用、两地相关部门对接、配套产业衔接等一系列事项，复杂而繁琐。最终决定从一地迁往另一地，肯定是企业反复考虑、充分论证的结果。一来，有“不得不走”的原因。制造业企业，不论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对土地、能源、用工的需求都是大量的。企业需要扩大规模，也要控制运营成本，但在一线城市，地价、工资节节攀升是大势所趋。当通过向内精益管理、向外寻求优惠等手段不足以满足需求时，企业自然会寻求更适宜的发展地点。二来，有“发展更好”的预期。前些年企业纷纷迁往一线城市时，理由集中在“商机多”“融资引才更容易”“获取市场信息快捷”等方面。试想，如果这些优势仍为少数城市所独有、中西部仍然短板较多，企业今天怎么可能下决心迁址?事实上，近两年西部的重庆、成都等地吸引了不少大中型企业投资落户，许多企业表示从经营环境看与一线城市并无差别。当运行要素改变时，企业能够找到比较理想的下一个据点、顺利完成迁址，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也是体制机制更灵活、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标志。

　　从更大范围看，近两年大批制造业企业迁址反映了转型升级正加速推进。十多年前，计算机、通讯类研制企业放在哪儿都是值得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但现在，引资早已变为选资，高新技术产业也要看是在产业链低端还是高端。即使是中高端产品，研发环节、生产制造环节、品牌服务环节也各自有着不同的含金量。先行一步的地方，瞄准“微笑曲线”的两端，逐步将传统制造业企业或其中的加工制造部分转出，既是遵循发展规律顺势而为，也是优化结构的主动做法。目前，北京上海等地GDP中的服务业占比已超过75%，可以预见这一占比还有可能继续提高，并且会有更多城市不断提高服务业占比。

　　一些地方有企业迁出，意味着另外一些地方有企业迁入。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之初，不少人担心“中国制造”会大量外流进而导致产业空心化。现在产业梯度转移的雁阵模式日益清晰，既成为中西部地区的机遇，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也保持了“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

　　企业迁址说到底是现代经济下企业不断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迁出地确有必要反思是否存在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但一看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名企业迁出就忧虑、紧张，甚至加以干预、阻拦，则没太多必要。“互联网+”的推进，正使企业“脑”“身”“手”各个部分在不同地方寻找最优环境成为可能。总部可能仍在中心城市，生产基地或许分散在多个地区，研发中心靠近科研人才聚焦区，数据中心也许又在千里之外，这种“一企多址”的现象将越来越常见。去年以来，地处西南的贵阳市成了许多大企业数据处理中心所在地就是证明。以迁址为手段更加灵活地配置资源，这是企业的新机遇，也将促使不同地区差异化发展、营造自己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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