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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公务员面试热点

用考网【面试指导】 编辑:谢君 发布时间:2016-12-23 12:18:41

  在公务员面试辅导中,一定要特别注重面试形式、面试程序、面试题型、答题思路、社会热点、自我认知、实战演练、形象礼仪这八个主要环节,以下是由学习啦小编整理关于2017公务员面试热点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2017公务员面试热点一

  “不让座”到底该不该

  【热点背景】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某日上午,在从达州到成都东的D5185次动车上,四川达州石桥八旬老人李某,准备到华西医院看病,因节后人多只买到达州到营山座位,后借座邻座。到南充后,被刚上车的年轻貌美女大学生“请”起来,老人女儿恳请能否挤一挤,被拒。老人挽扶着往后走,后面两排年轻人也没有起身让座。大约5分钟后,前面一中年男子将老人让到自己位置。老人女儿说:“年轻人啊,应该多学学。”结果遭到美女反击,“坐自己位置错了吗?!”后感觉委屈的大学生流着泪给朋友打电话讲遭遇。

  随后,围绕女大学生该不该给老人让座,引起了网友们热议。

  【命题预测】

  近日,一女生因乘坐动车时拒绝为同车老人让座,受到老人女儿的责怪。老人女儿称,母女二人购买的是站票,老人是乘车去看病,年轻人应该懂得礼让。是否该给这位老人让座引发社会热议,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答题思路】

  【提出观点】事件中的女大学生为动车座位支付了经济成本,有选择是否让座的自由,老人女儿及社会舆论不应对其进行道德绑架。当然,如果在此种情况能主动让座则更能彰显道德涵养。

  【论述观点】动车座位在乘客购票过程中按市场交易的规则分配。交易时乘客有机会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及相关意愿进行选择,购票后享有对应的使用权利,所以女生有权拒绝让座。用弱势博取认同,要求女生让出自己的应有权利是道德绑架,并不可取。

  当然,这并非提倡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让座。文明社会在利益的理性计算之外,也呼唤人们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操。因此,若当事者能主动让座非但不错,且更显人性光辉。

  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引发广泛关注跟当下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这一冲突在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和社会道德滑坡的背景下产生,并经现代媒体传播放大,引发热议自然不难理解。同时,这也是当下民众道德和权利焦虑的一种表现。

  【落实观点】对于这一矛盾可多角度探讨解决途径,如老人及其女儿可以请列车工作人员提供帮助;老人女儿应事先考虑老人的身体状况,购买合适的车票;政府加强宣传引导,强化民众道德意识和规则意识等。

  2017公务员面试热点二

  何时才能终结“以骗不到钱为耻”的价值观

  随着徐玉玉案的告破,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高峰时期,每天从这里发出的诈骗短信多达数百万条。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

  @荆楚网胡建兵: “诈骗之乡”,“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这种现象的形成,当地政府放任其“做大”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了,毕竟当地政府,有严肃维护党纪国法执行的责任。放任其“坐大”,说轻点,说明当地政府存在严重的“不作为”,说重一点就是怂恿犯罪。

  在欲望与金钱的驱使下,不劳而获的思想如今已经吞噬中国一些农村。“诈骗之乡”的形成,表面上看是有人为了图利,缺乏法律观念和文化素质低等问题造成的。实际上,对于诈骗等犯罪活动,就算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也知道这是犯罪,也知道犯罪的后果。这些人之所以不以诈骗为耻,反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说明因为没有人来管,他们对这样的犯罪已麻木不仁,他们已张狂到了什么程度?

  “诈骗之乡”的形成,有关部门肯定不是一点也不清楚,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要不出人命,对当地一些人的诈骗等犯罪行为能挡就挡,能从轻处罚就从轻处罚。再加上此类犯罪活动,涉及工商、公安、交通、银行、电信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一般都不会主动去查,反而是玩忽职守、放任自流,从而让那些诈骗分子胆量越来越大,犯罪的圈子也越来越大,“诈骗之乡”形成也就不奇怪了,“以诈骗不到钱为耻”也就很自然了。

  虽然“诈骗之乡”的形成情况复杂、形式多样,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中,总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即使犯罪分子手法再新、再隐蔽、再狡猾,只要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多长一个心眼,就不难被识破。“诈骗之乡”发展到“以诈骗不到钱为耻”的程度,是政府部门监管整体缺位的耻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的耻辱,游戏政府的行政管理法规、愚弄政府各级行业管理机构、玷污和亵渎政府职能部门神圣的执法尊严。因此,在对涉案人员进行法律惩处的同时,也要对履职不到位的政府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追责。

  @金羊网阅尽:多么可悲又可怕的“诈骗观”,不以恶为恶,不以耻为耻。这或许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唯其如此,像徐玉玉被骗案中几位嫌犯的家乡福建安溪等地,尽管警方几番整治,但“打掉一茬,又长一茬”;家乡查得紧,骗子便跑到异地作案。如此案几名同伙,便是以江西为“大本营”。由于价值观的沦陷,有的人不仅没被警方的打击警醒,反而从媒体报道的反诈骗新闻中汲取灵感,“灵机一动”,通过网络联系上电信诈骗“老板”,千方百计搭上贼船。

  耻感,乃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一个人或者群体,一旦耻感丧失,还有什么道德可言,有何邪恶不敢为呢?近年来,针对一些电信诈骗“重灾区”,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专项整治和打击,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但在把诈骗当“谋略”的嫌犯看来,其行为根本算不得违法,充其量只是“政府不让干”而已,至于警方打击,他们自然也有应对之策。

  家庭、家族的声誉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珍视的东西。坑蒙拐骗也是传统观念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电信诈骗竟能在民风纯朴的乡村兴起并杜而不绝,这实在令人诧异。究其根源,显然正是没有耻感的“诈骗观”为其提供了精神支撑。笑贫不笑娼。赚到钱为唯一目的,只要赚到钱,全不问手段来源如何。有些人即使被捕甚至判刑坐牢,但出狱之后,依然重操旧业。

  诚然,电信、银行等监管的漏洞,以及人们防范能力的低下等因素,为各种电信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政府及相关机构强化监管职责,在机制上补缺堵漏无疑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无耻感的“诈骗观”,那么,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便会依然我行我素,而且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继续无孔不入防不胜防,成为越来越多受害者挥之不去的噩梦。

  @凤凰评论沈彬:网上有段子说:“自从实名制之后,骗子掌握的信息更准确了”。的确,政府部门实施了网络实名制、手机实名制、住宿实名制等等,确实能够防范部分犯罪的潜在风险;但另外一方面,对公民信息的保护却没有跟上。对外森严壁垒,对内却几乎不设防、没有隔水舱。只要你是“内部人”,就可以不经授权、随意检索公民的信息,叫一声“芝麻开门”,数以亿计的不特定人群的个人隐私信息,就这样“裸奔”在你面前。事实上,向“有关部门的内部人”查开房信息、跟踪手机,已经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

  既然,这一次“徐玉玉之死”引发国家最高层面对于打击电信诈骗的关注,那么,就必须花大力“清理门户”,推进电信、银行、公安、医院、教育等系统内部公民信息保护的升级。

  检索公民信息,只能是基于业务需要,必须做到“一事一授权”、全程留痕:谁查的公民信息?为什么要查?谁来授权的?处理结果如何?……像前述案例当中,商业银行的经理无缘无故地调取了央行1万份信用报告;一个派出所的保安队长查了4000多条公民信息,本就该在技术层面上禁止。之所以之前没有禁止,说到底,公权部门(准公权部门)没把保护公民信息当回事,“内部人” 趁机浑水摸鱼、大揩油水。

  其次,电信运营商长期对电信诈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乃至为虎作伥,沆瀣一气,170/171号段成为诈骗专用号段。然而对于此事,几家作为央企的电信营运商,继续不理不睬,直到“徐玉玉之死”。徐玉玉不能白死,目前是中国推动打击电信诈骗的“时间窗口”,不要错过。相应的变革措施,不止于严厉打击“伪基站”,而是政府对公民信息的保护全面升级、央企电信运营商与诈骗者的彻底切割。实名制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而不是为了让公民在“内部人”面前裸奔;对于电信商与诈骗者的“苟且”,中央必须清理门户。所以,打击电信诈骗,重拳必须对准体制内毒瘤。

  解析:近年来诈骗现象多发,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而“诈骗之乡”的曝光与揭示,也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即公共伦理的缺失。

  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第一,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行骗等方式获取巨额资金;第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乡镇企业少,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再加地耕地比较少,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受到外地一些感染,在和本地无所事事的青年结成团伙进行电话诈骗;第三,思想品行差,“诈骗村”不以诈骗为耻,反以骗不到钱为耻,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反而让犯罪分子更肆无忌惮。

  要改变类似的“以骗不到钱为耻”思维,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公共伦理丧失问题,除了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还要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诈骗之乡”的形成,找准问题所在,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这就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以金钱论英雄”的境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杜绝诸如“以骗不到钱为耻”的道德失守。

  2017公务员面试热点三

  “韩春雨事件”暴漏科研奖励体制性弊端

  “韩春雨事件”继续发酵,13位国内学者日前实名表态,他们的课题组经多次努力后,仍无法重复韩春雨的NgAgo基因剪切实验,呼吁有关部门启动调查。

  @京华时报洪广玉:在回应第一拨质疑时,韩春雨认为是其他研究人员实验技巧不够,但如今科研同行已经根据韩春雨的补充材料进行了实验;在国外科学家表示不能重复实验时,国内尚有人认为是他们“怀有异心”,如今国内科学家联名表态呼吁调查,应该说没有什么动机问题了。NgAgo基因剪切技术是一项技术,不是什么曲高和寡的前沿理论,是很容易被验证的。科学家同行自发地进行了跟踪研究、实验,包括主动和韩春雨本人进行学术探讨,可以说,科学共同体内部已完成了自律自净过程,接下来,这一棒需要科研主管部门接过去。具体来说,需要河北科技大学、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单位启动实质性的调查,促进真相大白。如果科研主管部门再不介入,对科学界和公众都无法交代。过去,中国曾发生过多次学术争议事件,甚至是广泛质疑的案例,很多都不了了之。我也希望此事件能成为学术澄清机制在中国发挥作用的一个样板,涵养科研主管官员、媒体、公众的科学意识和精神。今后如有类似事件,无论当事人是否已然获奖或身居要职,都能依照这样一套机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

  @人民网蒋萌:针对13名学者的表态,韩春雨依然认为,别人重复不了,细胞污染的可能性最大。从5月2日《自然-生物技术》发表韩春雨有关利用NgAgo进行基因编辑技术的论文,已经过去了5个月。旁观者确实难以理解韩春雨说“暂不方便透露”谁成功重复了他的实验。韩春雨还说“很快将会有新的消息”,给人的感觉一点不快。平心而论,中国学者少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如果韩春雨的实验被证实,人们会为此感到高兴,也会对那些“羡慕嫉妒恨”的人报以嘘声。对科学工作者而言,要有耐心与恒心,更要有尊重科学的精神。这也意味着,执着与坚定的最后,还是要用实验数据与事实说话。目前看,韩春雨一面表示“Ago广泛存在于微生物中,具有防御机制,现在很多机制不明可能是重复性差的主要原因”,另一面又坚称“基本可以排除‘假阳性’的可能”。在机制不明下基本排除“假阳性”可能,即便不是自相矛盾,至少缺乏有效依据。有科学家建议韩春雨公开重复实验过程和数据,韩春雨只是表示,愿意和前来沟通的科学家交流,这种“闪躲”更添质疑。科学必须尊重事实,科学不能沦为罗生门,此事应有一个定论。公众有时间与耐心,但绝不容许拖延和欺骗。

  @新京报王天定:研究成果引发争议,这是科学研究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必定经得起质疑,也不怕质疑,韩春雨副教授的发现被国内一些专家誉为“诺奖级”成果,这样的成果,当然应该经受严格的重复检验。我们注意到,提出质疑的科学家只是声称他们无法重复实验结果,但幷未指责韩春雨造假,表现了科学家的严谨。好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国际上存在真正的学术共同体,韩春雨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级的学术期刊上,我们相信国际学术共同体有能力按照学术惯例,给这个争议做出公正的评判。因此,眼下这个阶段,一些人把学术造假的帽子扣到韩春雨头上,对韩春雨也不尽公允。

  但是,在争议四起之时,我们看到,韩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乃至河北科协等相关部门,幷没有就社会关切问题做出积极回应,也未见积极促成有关部门对争议按照国际学术惯例进行严格调查,反而对整个争议视而不见。据报道,韩春雨在几个月内已经成为河北省科协副主席,获得了“美丽河北?最美教师”称号。7月,韩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又推荐其为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的候选人;9月,韩春雨成为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候选人。河北省财政性资金安排2.24亿元,用于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的建设……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河北科技大学及河北省有关方面已经公开为韩春雨的学术成果背书。在校方及河北省相关部门眼里,国际学术共同体对韩春雨研究成果的检验似乎无关宏旨;对一项学术成果真伪,他们似乎就有资格盖棺定论。一个地方院校的学者做出顶尖级研究成果,是地方政府及学校的荣耀,它事关科技进步大业,也事关地方政府及高校领导的政绩,这种心情,我们当然充分理解。但是,如果无视科学领域解决重大争议的基本规则,任性地为某一研究成果背书,荣誉加身,重金支持,这貌似是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其实,是行政权力对科学研究的另一种傲慢。退一步讲,韩春雨的实验如果真无法重复,给予他太多荣誉也相当于搭上了政府信誉为其背书,最终损害的是地方政府与大学的公信力。

  当年陕西农民周正龙伪造一组老虎照片,陕西省林业厅又颁奖,又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发现华南虎,在全国网民一片质疑时,陕西省林业厅一开始拒绝任何质疑,坚持为周正龙照片背书,最终成为笑柄。举这个例子,决无意将韩春雨先生的研究成果与华南虎照片做类比,只是希望河北相关方面及河北科技大学要正视韩春雨学术成果引发的巨大争议,按照国际惯例成立由校内和校外相关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认真仔细核实韩春雨的研究成果,这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钱江晚报:任何一个科研课题,不论复杂程度如何,都是一项系统工程。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是以其各个子项的成功为前提的,其保障条件的复杂不是我们外行可以想象的。任何一个细节的疏忽,完全可能导致失败或将科研引向预想之外的方向。无论是韩春雨的研究,还是对韩春雨的质疑,都是如此。12位科学家的实验结果为什么与韩春雨不一样?按照韩春雨此前的表示,他获悉已有研究者成功地重复了他的研究,幷将实名公开。

  鉴于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必有一方造假--非黑即白的思维排除了第三种可能:或是实验条件,或是实验过程,其中会不会有细微的区别导致了结果的区别?这需要科学界按照科学原则组织各方认可的检验,或者要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以时间,可能时机成熟的时候结果就有了。

  所谓科学共同体,它的形成和存在不是基于利益,而是基于共同的行为准则:求真。科学事业既以人类共同福祉为追求,必然以真实为科学界的共同底线。任何违背真实原则的行为,都是对科学的背叛,对科学家自己的使命的背叛。不管是力挺韩春雨还是质疑韩春雨,只要动机是真诚的,实验行为是真实的,都是从不同的方向和立场在维护科学共同体,维护公共利益而非小团体利益,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如果这种科学的态度受到足够的保护、尊重幷发扬光大,成为所有科研人员以及科研事业领导者、管理者的自觉行动,诺贝尔奖也就不可能令我们如此焦虑了。

  @中国产经新闻报张萧然: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各种荣誉正向韩春雨纷至沓来:河北科协副主席、美丽河北最美教师、100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受惠于NgAgo技术,河北科大获得了河北发改委2.24亿元的财政拨款,用于建设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

  在国内外强烈的质疑声中,没有任何部门展开任何的调查行为,反而当事方频获奖励、荣誉及巨额资助,这是令人费解的。《自然》杂志最新回应,论文调查尚无最终结果,也就不排除有造假,或者实验失误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最终被坐实,2亿多纳税人的资金被如此支配是否恰当?是否有资源浪费之嫌?

  有评论称,无论韩春雨事件是正结果还是负结果,都已经打了中国科技界一个响亮的耳光,它突显了中国科技界的三大弊病:将发表文章与科技成果完全等同起来,将科技成果的大小、好坏与发表论文的文章级别或收录影响因子完全等同起来;一旦在高级期刊发表论文,马上就封官赏金。

  科技界历来难入媒体舆论的“法眼”,如果通过韩春雨事件,科技界能够三省其身,针对顽疾,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力推进改革,这也算是韩春雨事件中的意外收获吧。

  解析:这一新闻热点的形成,是国人“诺奖情结”与科研纯洁性焦虑等多重情绪叠加幷相互作用的结果。屠呦呦的获奖,引燃了人们对中国科研人员获得诺贝尔奖的更大希望;而韩春雨现如今的成果,让国人感到离再获诺奖已近在咫尺。如果在此时,韩春雨基因编辑方法因为在科研界内部遭到质疑而背上造假嫌疑,无疑是让人心寒的一件事。

  现如今,韩春雨事件正走向阴谋论的漩涡,一方认为,韩春雨的科研成果有“造假”之嫌;一方则表示,质疑韩春雨的声音中存在打压同行的嫌疑。如果任由事件发展而无定论,那么最终这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任何一方在公众心目的信誉度都是打折扣的,这大概是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说实话,我们真心希望河北这么一所普通大学的副教授能做出“诺奖级成果”,这对中国科研发展指导意义更大。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将发表论文与科研成果挂钩定终身的体制,如过能对这种制度深化改革,或许就不会出现类似事件,也是对我国科学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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